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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精英主义、自由与领袖教育  

2015-11-06 08:55:58|  分类: 教育哲思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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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与文学批评家J.D.迈克兰奇(J.D.McClatchy)是美国最古老的大学期刊《耶鲁评论》的总编,在耶鲁英语系任教。他说,1974年他拿到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的时候,他知道至少在那时,耶鲁与哈佛是明显不同的。“哈佛的学位证书最后一句话是,这本证书随‘所有的权利与特权’授予你;而耶鲁的学位证书上最后一句是,随‘所有的权利与责任’授予你。对我来讲,‘特权’与‘责任’有天壤之别。在耶鲁,人们有一种公认的信仰:在这里所受的教育,如果不能对作为一个独立个体、一个知识分子和一个公民的人产生影响,那么这种教育就不值一提。”他告诉我,在耶鲁,有75%的本科生从事社区服务,帮厨房干活、给纽黑文的残疾小孩当辅导员等等。他在普林斯顿也教过10年书。他说,与哈佛、普林斯顿相比,耶鲁最独特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教育强调为国家、为社会服务。“在耶鲁,有一种从不公开表述、无法明确指明,却极被看重的高贵意识,那就是服务社会、贡献国家。”迈克兰奇这样一说,许多我们在耶鲁所经历的像珠子一样散落的、易被忽视的细节,便在我脑中串了起来。在耶鲁的10天里,我见到许多耶鲁本科生,他们带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参观校园,游览美术馆,讲解耶鲁的历史和艺术品;中秋的夜晚,排成长队的耶鲁学生在天文台观看月食,天文系的学生一直守在望远镜边,为所有提问的人答疑,直到深夜零点过后才最后离开;耶鲁中国学生会为了给即将就业的学生提供更多的帮助,组织了一场毕业生的就业分享会,他们一些人从硅谷、波士顿和纽约赶来分享经验;内森·黑尔,那个我们在纽约俱乐部纪念性装置上读到的为国牺牲的指挥官的名字,他的铜像就立在耶鲁最核心的“老校园”的草坪上;法学院的老教授在向人们介绍来演说的克劳特汉默尔时,给他的头衔中,除了“政治评论家”,还有“爱国者”;一位耶鲁人曾指着某条街的一排商店告诉我,纽黑文曾衰落下去的那段时期,那一排商店几乎倒闭,是耶鲁不遗余力地帮助了纽黑文街区的复兴;还有那些无一不与某个耶鲁校友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捐赠的建筑、基金、油画与艺术品,它们的历史若与牛津、剑桥相比,都很年轻,却也在近300年中形成了某种历史性的系统。耶鲁大学前任校长理查德·查尔斯·莱文(Richard Charles Levin)曾说过,耶鲁有两个有别于其他伟大研究型大学的特点,一是更加致力于本科教育,二是注重培养“领袖”。无论今天“领袖”成了一个多么陈词滥调的概念,但在耶鲁,“领袖”的意识是具体而真实的。

耶鲁的法学院在美国无疑是最好的。法学院招生院长阿莎·兰嘉琶(Asha Rangappa),耶鲁法学院毕业生,这样向我解释法学院如何在那些标准的申请材料——本科成绩单、LSAT成绩、两页的个人陈述和250字的小论文中,找到耶鲁愿意接纳的那200人:“申请人的本科成绩单几乎都是全A,近乎满分的LSAT成绩,很多的课外活动。使其脱颖而出的,是申请人在陈述与论文中表现出的激情与兴趣。耶鲁法学院要培养的人,不是背诵法条的律师,而是能够创造性运用法律框架实现某种目标的人。”耶鲁法学院的学生并不都在本科时学习过法律预科(pre-law),相反,他们来自很多不同的专业背景。“很多人是政治学、经济学、英语背景,也有很多物理学、化学、艺术系出身的人,歌剧演员、希腊拉丁语古典学系背景,都可以来这里。重要的不是专业,而是他们是否在自己所学的那个专业领域发挥了最大的努力、获得了最优秀的成绩,以及对于学习之外的某种事物的兴趣和激情。”与其他大学的法学院相比,耶鲁毕业生的职业选择也是最为丰富的。兰嘉琶说:“从政的、去律所的、组建新组织的,各种选择。像我,从这里毕业后,就选择做过一段时间联邦调查局情报官员。”与想象不同的是,因为耶鲁法学院非常富有,它接受很多家庭背景并不优越的学生,提供“按需分配”的经济资助。毕业后,典型的职业轨迹虽然是做法官和去律所,但也有很多人去政府部门,去非营利性组织,或者创业、写书。“有些学生毕业后会选择薪水不那么高的工作——他们并不愿意去赚钱很多的律所,而选择帮助穷人做法律援助工作——薪水也就够租房和吃饭,遇到诸如这种情况,法学院会免掉他们的助学贷款。

莱文校长曾说:“如果一个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居然拥有了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是耶鲁教育最大的失败。”他认为,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是学生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在大学毕业后才需要去学习和掌握的东西,而不是耶鲁大学教育的任务。在他看来,耶鲁所要培养的领袖,就本科教育来说,核心是通识,也就是“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这种教育所熏陶出来的批判性的独立思考能力,能够让人胜任任何职位,驾轻就熟地精通任何学科,并为终身学习打下基础。耶鲁在文化上的保守品格,使得它在每个大学面临变革压力的关头,都很好地保护了“自由教育”的传统,某种意义上,比锐意进取的哈佛更接近牛津、剑桥式的“贵族式教育”传统。19世纪上半叶,美国工业革命的时代,东部大学都在推行选修课制度的时候,耶鲁却反对取消课程中“已经死亡的语言”,反对使课程更实用,反对以德国大学模式改造耶鲁。耶鲁的教授认为,学生“要从纯数学中学习论证推理的艺术;从物质科学中了解事实、归纳过程和可能证据的多重性;要在古典文学中发现一些最有品位的完美的典范;通过英语阅读学会运用自己语言讲与写的能力;通过逻辑和思想哲学学习思维的艺术;通过修辞和辩论术,学习讲话的艺术;通过不断地练习写作掌握准确表达的能力;通过即席的讨论,成为果断的、语言流畅的和朝气勃勃的人”。耶鲁人告诉我,直到今天,耶鲁的计算机系也依旧更侧重理论而不是应用,老教授们更希望能够在理论与智识上有所突破,而不是创办一个伟大的公司——虽然创业之风已逐渐在耶鲁劲吹。

   “老耶鲁”还是在发生着难以抗拒的变化,即使在安静的小城纽黑文,这种变化比纷繁热闹的波士顿和纽约要来得缓慢一些。J.D.迈克兰奇告诉我,当他在耶鲁英语系学习的时候,“系里的老教授全是泰斗级的人物,他们年龄偏老,但个个都是世界顶级学者”。那时的英语系非常有活力,“文学已不再仅仅是文学。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性别研究、后殖民主义,各种理论与意识形态,让文学不再仅是文本,而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意义。那时,雅克·德里达、保尔·德曼都曾在这里上过课”。而今天,“在英语系的名单上,除了哈罗德·布鲁姆——他的高龄已不允许他来学校授课,而是在家给学生授课,他坐在椅子里,学生们坐在地上——其他的同事,我几乎一个都不认识”。他有些叹息地说:“耶鲁英语系依旧非常有声望,但对我来说,也许我属于那个‘老耶鲁’。”他在英语系教的课包括一门“创造性写作”,一门颇具实用性的课程。“要在过去的耶鲁,开这门课程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有哪个学生过来问那些老教授,如何才能写出好文章来,老教授们只会用瘦骨嶙峋的指头指着图书馆里的一排排书说:‘去读狄更斯,去读福克纳,学习写作最好的方式就是阅读。’但学生对教职员工的压力越来越大,英语系不得不增开了这门课。”过去一直旁观哈佛的各种改革,并对自己谨慎的保守有略胜一筹之感的耶鲁,也开始向更实用主义的大学借鉴经验了。耶鲁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的副院长文森特·威尔钦斯基(Vincent Wilczynsk)告诉我,当他在2012年筹建学院的工程、创新与设计中心时,参照的模式主要是麻省理工的新媒体实验室、西北大学的设计研究所和斯坦福的设计学院。但与麻省和斯坦福不同的是,耶鲁的工程与设计中心仍然与产业资本保持着距离。“企业不会找上门来让我们解决它们的实际问题。我们仍是按自己的思路和节奏研究,从而能够创造和引领产业。”

    在一场耶鲁中国学生会组织的就业经验分享会上,几位优秀的毕业生与校友们讲了很多投递简历、电话或现场面试的经验。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进入了以当下标准来看很理想的职业:投行、硅谷巨头公司,或拿到了风投创业。这也是台下所有即将毕业的耶鲁学生向往的去处。孟克文告诉我,他作为董事长的耶鲁-中国协会(雅礼协会)最近做了一项调查,耶鲁的中国学生毕业后,最理想的去处是麦肯锡、高盛,或去硅谷创立公司。对美国学生来说,这也并没有什么不同。当我重新阅读容闳、詹天佑和李赋宁、夏志清这些前人笔下,或为国家前途而发愤,或沉浸于拉丁语、古英语这些古老学问和精神追求中的耶鲁留学往事时,我隐约感到,“老耶鲁”的留学时代也许已悄然遁入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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