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文人之笔，有史家之笔，有思想家之笔……它们是文明借其书写展开的文本，它们塑造了人格，人也因此传承了文明。如果一个笔才优美或壮阔的人破门而出，操市井围观语，甚至行文中也示其可观的骂人口才……我们可以断定，文化之文并没有化育出可圈点的人格。我们当代人也确实少有人格魅力。远读凑合，近看不忍卒读。
看到一张抗战时期的照片，一个穿着补丁衣服的老人左手拿一个口袋，右手拄着一把伞。半个多世纪了，老人的眼睛仍透出坚毅的神气、英气。原来是他上街卖番薯，遇到送壮丁到前线募捐，老人倾囊助饷。当时的县长特为之留影。这样的人和画面能保留下来，为人看到，真好。
对真正自由的心灵而言，他不需要外来的布施，他在追求自我的完善。有画家说，那种总希望外人他人认识自己，并因此用种种机巧来引人注目者，在此意义上都是一种“俗”。给别人画的画是俗的，给自己画的画，给自己愉快的，自己追求的，才是雅的。这正是前人所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圣贤一类的人格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近似现代文明的公民人格，多年前发现这个道理后一度很是沮丧。但看我们不少成年人都把人家的教授、记者、律师如罗尔斯、齐泽克、华莱士等人当作“大佬”、“大师”崇奉，可知我们的成年人是如何尽人生之责和社会之责的，也可知那些敬业的公民依然是我们社会的圣贤或豪杰。
历史给予我们的安慰远大于我们的想象，在无望的日子里，仍有道义理解并救赎我们。“正其宜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对比世故、机灵，仁者义者真正更新了我们关于当下生存的感觉，其言行是真正原创的，闻说这些人的名是一种义。诚如高尔泰先生给一位先生的挽词所言：莫道英雄去不还，已闻新雁起寒汀。
每一位中国文化的真正传人一定是这样的：他们是文化中国的人格象征，自然时刻在打量、审视政治中国和经济中国的戾气；他们是道统，自然在规正政统和摩登时代。他们不为流俗和时代的游戏所惑，他们的幸福圆满不是源于财富、名声、生存能力，而是他们的明德至善。
社会的荒诞会使健全的言行显示出尖锐性，本来最为正常的个体，反而成了特立独行者。最正常的个体因此跟社会构成了张力，有的人以理想检验了公益慈善的可能，有的人则以坎坷穷窘的人生测试了这个社会对文化、思想、阅读的态度。想起曾经流行的一句话：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简易何以要变易、恒易，要繁复，因为其中有思维的乐趣，有灵性的展开，有跟种种事物的联系，有形而上之道。如果人们首先看到的是结论就不会有哲学，如果人们只希望简单化就不会有头脑和心智的活力；真正的精神不寻找捷径，他走完全部道路。为什么只有真正的精神能够无缘大慈，因为世界在他心中。
每一职业事业做得专注真挚持久，就有学问，就有气象。不少武师回忆他们的师父练功日久，神态儒雅起来，待人接物都是风范，而言谈也多有人生哲理。前年太极师父的父亲来京，大家去看陈家沟的老农是什么样子，很是吃惊。将我跟师爷合影的相片给朋友看，朋友说，这是一个很健康风雅的老教授啊。
生命的本质多从死后开始，那些给我们心灵净洗和安慰的英雄未必如世俗所想象的特别和完美，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只是把时代社会的庸俗或黑暗撕破给我们看的常人而已。阿伦特甚至说，伟大生命“只在身后留下一个故事，从而只能在生命完结之后开始存在”。她为此说，英雄最好要死得年轻。这话真是见血。
有些话需要时间来帮我们理解，比如爱因斯坦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许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这样的话曾经不以为然，因为我们都佩服才智的光华灿烂，但后来终于理解了人格的意义。
他们在场时是曾怎样被人嘲弄、吐唾沫啊，缺点那么明显：无学理、才识浅、太偏执、没资源……但他们就是“这样的战士”，面对政治家、慈善家、成功人士、学界大佬、道德、国粹、民意、学理、公义、文明……组成的无物之阵，他们曾战斗其中。时过境迁，他们才是时代淘洗下来的人物，他们属于人类之子。如果真要讲什么穿越，他们是能穿越这个时代，归入人类之子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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